几乎所有红军老战士在回忆长征中都认为，过草地才是最难的。打仗、急行军是军人本色，爬雪山一天就搞定。过草地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。红军三大主力先后过草地，经历了炼狱般的磨炼。
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地，位于川甘交界处，长500余里，宽300余里，面积1.5万平方公里，海拔3000多米，是黄河上游的高原，正式名称叫松潘大草地。建国后，这里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源地，被称为“中国最美湿地”、“黑颈鹤之乡”。
八十年前的草地，一望无垠，没有人烟，没有树林，没有飞鸟。广袤数百平方公里，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，没有别的东西，一个死寂的世界。草丛河沟交错，下面是黑泥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。天空永远密布着阴沉沉的乌云，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。
“天空不见飞鸟，地上没有走兽，到处是一丛丛野草、一个个泥潭、一片片散发腐臭气息的黑色污水。时而骄阳似火、热浪袭人；时而浓雾弥漫、天昏地暗；时而狂风四起、大雨滂沱；时而漫天飞雪、冰雹骤降。红三军团指战员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地理和天气特征情况下，艰难地在草地上行走。稍有不慎踩进泥潭，就很难拔出脚来，有的指战员甚至被泥潭吞没，献出了宝贵生命。”
总结起来，草地的恐怖在三方面：一是荒无人烟，无法补充粮食和盐。二是沼泽和淤泥潭随时陷入，有生命危险。三是气候变化莫测，时而狂风大雨，时而漫天飞雪。红军将士长途跋涉，体质虚弱，难以抗拒。
草地能过吗？蒋介石认为不可能，“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障，飞渡不易，因此北堵南追，集中主力封锁，红军插翅难逃。”据此，蒋介石把重兵放在松潘。
确立了北上的决议后，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分为左右两路，共同北上。首先过草地的是、周恩来和、陈昌浩组成的右路军。
进入草地前，红军想尽办法在毛儿盖筹粮。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月。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，再碾成面粉炒熟，做成干粮炒面。把马匹和牦牛宰杀，做成肉干。在带领下寻找认识野菜。另外，还准备烧酒、辣椒御寒。虽然做了最大努力，但筹集的粮食还是远远不够。
红军人多，此地人烟稀少，物资匮乏。百般无奈之下，作出了“救救红军”的指示。军委也发出通知，为了筹集过草地的粮食，可以没收，可以借用，地里的青稞也可以收割，先打下欠条，以后再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特意嘱咐慰问团带着大量慰问品和救济物资来此慰问，表示歉意，说明当年为救红军欠下藏胞一笔账，今特来偿还。
1935年8月21日，右路军在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、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，从毛儿盖进入草地。长征以来，四团从湘江、金沙江、大渡河、泸定桥、雪山，再到草地，一直担任先锋，无往不胜。
杨成武请一位60多岁的作向导，由8名战士用担架抬着他带路。感到大部队行军不能光靠一个向导，建议部队每逢岔路口都要插一块“由此前进”的箭头路标，后续部队跟着路标前进。他们还带着竹批，为后续部队搭盖休息的处所。
红军从大草地东部边缘穿过，这里的沼泽较浅。毛儿盖附近的部落人民受过汉族文化影响，十分友好。他们对红军战士说，如果不穿毛袜和羊皮衣，一定会冻死。红军尽力准备，可是无法给这么多人买足羊皮衣、羊毛衣。
缺少衣被和粮食，是过草地面临的最大困扰。红军经常是一天一顿、一顿半饱。草地行军四五天之后，队伍就断粮了。断粮后，就要到处找吃的。主要靠吃野菜维持生存，甚至吃皮带、皮鞋等。
由于缺乏粮食，红军甚至把寺庙菩萨的供食麦粒取出来，干咽下去。由于消化不了，体质急剧下降，很多人患上腹泻，把粗糙的麦粒排泄出来。走在前面的还好，后续部队从粪便中挑麦粒，洗净后又吞下去。
饥寒交迫下，每走一步，都可能是诀别。《西陲血路》记载老红军赵连成过草地时的情景：“天黑了，就在这棵大树下，平了一块地方，铺上些树叶子，准备睡觉。班长在黑暗中说：‘明天我起来做饭，路难走，你多休息一会吧’。雨停后，天快亮了，我悄悄地爬起来，想给班长煮点牛皮汤喝。汤煮好后，盛在碗里，我端着去喊他。一连几声，他都没有答应。我心跳加快，掀开被单一看，他眼睁得大大的，全身僵硬了……”
《七根火柴》《金色的鱼钩》《马背上的小红军》《一袋干粮》这些小学课本上的经典著作，都是当事人反映红军真诚互助的故事，读来至今让人感佩不已。没有那样一种真实的大环境，作家就算妙笔生花，又怎么能创作出这些优秀作品呢？
陈云在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中写道：“红军军官之日常生活，真是与士兵同甘苦。不知者不知谁为军长，谁为师长。在红军行军发生困难时，员避让非党分子之红军先吃先宿，作战时党员则冲锋在前，退却在后……党员干部时时刻刻以身作则，团结、吸引和感染着广大红军官兵，广大红军从他们身上认识到党的伟大，看到了革命的希望。”
在史沫特莱的记述中，有一位战士回忆没有吃的窘境时说：“过了大草地，什么吃的也没有，结果把一个村子的老鼠都吃光了，真有点对不起猫狗。”无论环境艰苦，始终保持乐观精神和幽默情趣，是革命军人永远充满干劲战胜困难的法宝。
开国上将王平回忆，大部队过了草地之后，彭德怀说，还有队伍没跟上来，让他回去找。他带着一个营走到班佑河边，远远看见几百个小战士背靠背地睡着了。他勃然大怒，大喊，无应答。上前推他们，推一个，倒一个。这700多个小战士就这样在睡梦中死去了。
几十年后，很少流泪的老将军讲到这里，禁不住老泪纵横：“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静吗？鸟都不飞，鸟都不叫。我把他们一个个放平。他们还都是一群孩子啊！”
右路军将士以藐视一切的革命精神，历尽六天六夜艰辛急行，终于在8月27日走出草地，到达班佑、巴西地区。在甘南哈达铺得知陕北红军的消息后，队伍立即向陕北进发。
《七律•长征》：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”。夸自己的队伍。《念奴娇•昆仑》：“横空出世，莽昆仑，阅尽人间春色。”赞美北进路线正确。《清平乐•六盘山》：“不到长城非好汉，屈指行程二万！”这是说张国焘。三个月后的东征途中，他又豪迈写下《沁园春•雪》，“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。
感叹地说：“十二个月光阴中间，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，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，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，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，长驱二万余里……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？没有，从来没有的。”
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，十二三岁便跟着哥哥姐姐上了井冈山，当司号兵。因为是的小舅子，年龄小又长得机灵，大家都爱跟他开玩笑，称他是“红军小舅子”。
正由于姐姐与这层关系，贺敏仁平时便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不良习惯。部队北上经过一座庙时，发现逃跑时遗丢了一些银元和铜板。战士们看见了没人敢动，贺敏仁不管这些，拣起些银元和铜板跑了出来，想以后能用来买些吃的。此事很快便捅到团部，罪名是擅自闯进庙里抢老百姓的钱财。有人告发说，他窃取了一千多块大洋。
团部将这一起严重违纪事件报告师部，师部下令将贺敏仁绑了看押起来。贺敏仁不服，说这完全是有人诬告，自己只拿了百十块铜板和银元，而不是一千多块。是啊，一个16 岁的娃子怎么能拿走一千多块银元呢？他背也背不动啊！有人说，拿一百块和拿一千块性质同样恶劣，一定得执行铁的纪律，不论是谁，都应严惩不贷。团里考虑到贺子珍与的关系，建议师部给发个电报，听听的意见再作处置。
与此同时，贺敏仁也恳求一位老乡想办法转告姐姐，希望救小弟一命。师部给发电报，尽管一拖再拖，但还是终于发出去了。并没有接到电报，是中央其他领导处理的，调查核实，缓期执行。当师部接到中央的电报时，贺敏仁已被处决了……
弟弟临死前声嘶力竭的屈喊，贺子珍没听到。红军铁的纪律她是知道的：这支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。红军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拥护，主要是因为它纪律严明，对人民秋毫无犯。有一位营长摘了农民一筐南瓜，忘了付钱。当被同伴们检举出来后，这位营长除向农户付钱赔情外，又被革职审查，开除党籍。一天夜里，营长用腰带将自己勒死了……在铁的纪律面前，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罪。
红军长征横跨14省，能够在语言不通、关系不明的情况下，顺利通过各个少数民族聚集区，就在于执行了铁一般的纪律，赢得了认可，赢得了人心。
1935年11月19日，贺龙、任弼时、萧克率领二、六军团1.7万人从桑植突围，真正开始长征。这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中最晚出发的一支。
二、六军团往贵州西部方向转移，大致沿着红一方面军一年前的道路前进。没有路线干扰的二、六军团，长征路线非常灵活，走得也非常顺。也像红一方面军一样，佯攻贵阳，虚晃一枪直取乌江，边走边扩大。基本没有损失。
展翅高飞的红战千里，假打昆明，吸引敌人回撤，继续走上相同的道路。只是，他们的位置更偏西。翻越金沙江，溯丽江而上，翻越5000米海拔的哈巴雪山，穿越美丽如画的中甸香格里拉和稻城，在丛山中跋涉，最后到达甘孜。
金沙江畔，火把闪闪，排成长龙。原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将军在《红旗直指金沙江》的回忆录中写道：“望着战士们矫健的步伐和他们手里高举的火炬，我的心里感到一阵激动……从洪湖苏区起，就能攻善战，享有盛誉……即使处在逆境，部队依然士气高昂。虽然老区来的不少战士已长眠地下，但又有不少热血青年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，并从始至终保持着优良的战斗作风。”他自豪地说：“有这样好的部队，还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呢？”
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，二、六军团及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，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。红四方面军在前，红二方面军在后。
还是那一块大草地。红一方面军先过，然后是红四方面军。红四方面军历经磨难，从北上到南下，再北上，先后三次经过草地，生存经验也最丰富。
成仿吾回忆说：“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，他先组织一个‘野菜调查小组’，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，找出一些认识的、可以吃的野菜，挖出带回来，分类洗干净煮着吃。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，把大家吃过的野菜都挖来，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，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，解决了不小的问题。”
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，用七天时间穿越草地后，第一感觉是“从死亡世界到了人间”。
从甘孜出发时，虽经多方努力，但只筹集到七八天的粮食。原计划10天后即可到达阿坝，由于沿途得不到粮食补充，官兵饿着肚子行军，极度虚弱，足足走了20多天才到达阿坝。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，有的人坐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。有的人睡在野草荒滩上，第二天别人来呼唤启程时，见他已经牺牲了。
萧克回忆：“草地人烟稀少，即使有些村落，也没多少粮食。当地群众以畜牧业为生，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牵走。四方面军走在前面，对后面虽有照顾，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。我们虽然努力准备粮食，常常不能完成计划。部队因缺粮疲劳，体力下降……大家用野菜代粮，许多人牺牲在草地。”
杀一头牦牛，不但要把肉分给部队，连骨头也要砸碎熬汤喝，牛皮也要分了吃。牛吃光了，就杀马。牛马吃光了，就吃皮鞋，包括挎包、皮带、枪带，凡是能吃的都拿来吃。饿得实在不行，就挖野菜。贺龙要求组织员、共青团员和干部成立野菜检验组。他们没任何化验仪器，只能冒着生命危险，去尝各种野菜，从中选出能吃的品种通报全军，有些官兵因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贺龙多次向部队下达命令：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，都决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，活着的只要有一口气的，都要抢救战友！为渡过难关，贺龙忍痛在草地上杀掉了跟随多年亲如战友的枣红马。
红二方面军的草地行军正值雨季，部队露宿草地，帐篷不够只好用床单撑着挡雨，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度过寒夜。在一次风雪交加的行军中，仅红六师就牺牲了174人。清楚自己不行了，为了不拖累大家，伤病员把草盖在脸上，不让收容队发现……
到达延安后，专门接见了红二方面军将领，给予高度评价：“你们出发时是一万多人，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，没有蚀本，是个了不起的奇迹，是一个大经验，要总结，要大家学。”
装备精良的军队永远不明白，他们为何永远也无法剿灭衣衫褴褛的一群“匪”。因为他们并不是一群匪，而是矗立在人世间的一种信念。肉体可以消灭，但精神与天地同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