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乎所有红军老战士在回忆长征中都认为,过草地才是最难的。打仗、急行军是军人本色,爬雪山一天就搞定。过草地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。红军三大主力先后过草地,经历了炼狱般的磨炼。
红军长征经过的草地,位于川甘交界处,长500余里,宽300余里,面积1.5万平方公里,海拔3000多米,是黄河上游的高原,正式名称叫松潘大草地。建国后,这里作为黄河上游重要水源地,被称为“中国最美湿地”、“黑颈鹤之乡”。
八十年前的草地,一望无垠,没有人烟,没有树林,没有飞鸟。广袤数百平方公里,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,没有别的东西,一个死寂的世界。草丛河沟交错,下面是黑泥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。天空永远密布着阴沉沉的乌云,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。
“天空不见飞鸟,地上没有走兽,到处是一丛丛野草、一个个泥潭、一片片散发腐臭气息的黑色污水。时而骄阳似火、热浪袭人;时而浓雾弥漫、天昏地暗;时而狂风四起、大雨滂沱;时而漫天飞雪、冰雹骤降。红三军团指战员就是在这样恶劣的地理和天气特征情况下,艰难地在草地上行走。稍有不慎踩进泥潭,就很难拔出脚来,有的指战员甚至被泥潭吞没,献出了宝贵生命。”
总结起来,草地的恐怖在三方面:一是荒无人烟,无法补充粮食和盐。二是沼泽和淤泥潭随时陷入,有生命危险。三是气候变化莫测,时而狂风大雨,时而漫天飞雪。红军将士长途跋涉,体质虚弱,难以抗拒。
草地能过吗?蒋介石认为不可能,“松潘草地乃北面天然地障,飞渡不易,因此北堵南追,集中主力封锁,红军插翅难逃。”据此,蒋介石把重兵放在松潘。
确立了北上的决议后,红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分为左右两路,共同北上。首先过草地的是、周恩来和、陈昌浩组成的右路军。
进入草地前,红军想尽办法在毛儿盖筹粮。这项工作进行了一个月。将青稞脱壳搓成麦粒,再碾成面粉炒熟,做成干粮炒面。把马匹和牦牛宰杀,做成肉干。在带领下寻找认识野菜。另外,还准备烧酒、辣椒御寒。虽然做了最大努力,但筹集的粮食还是远远不够。
红军人多,此地人烟稀少,物资匮乏。百般无奈之下,作出了“救救红军”的指示。军委也发出通知,为了筹集过草地的粮食,可以没收,可以借用,地里的青稞也可以收割,先打下欠条,以后再还。新中国成立后,特意嘱咐慰问团带着大量慰问品和救济物资来此慰问,表示歉意,说明当年为救红军欠下藏胞一笔账,今特来偿还。
1935年8月21日,右路军在红一军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、政委杨成武的带领下,从毛儿盖进入草地。长征以来,四团从湘江、金沙江、大渡河、泸定桥、雪山,再到草地,一直担任先锋,无往不胜。
杨成武请一位60多岁的作向导,由8名战士用担架抬着他带路。感到大部队行军不能光靠一个向导,建议部队每逢岔路口都要插一块“由此前进”的箭头路标,后续部队跟着路标前进。他们还带着竹批,为后续部队搭盖休息的处所。
红军从大草地东部边缘穿过,这里的沼泽较浅。毛儿盖附近的部落人民受过汉族文化影响,十分友好。他们对红军战士说,如果不穿毛袜和羊皮衣,一定会冻死。红军尽力准备,可是无法给这么多人买足羊皮衣、羊毛衣。
缺少衣被和粮食,是过草地面临的最大困扰。红军经常是一天一顿、一顿半饱。草地行军四五天之后,队伍就断粮了。断粮后,就要到处找吃的。主要靠吃野菜维持生存,甚至吃皮带、皮鞋等。
由于缺乏粮食,红军甚至把寺庙菩萨的供食麦粒取出来,干咽下去。由于消化不了,体质急剧下降,很多人患上腹泻,把粗糙的麦粒排泄出来。走在前面的还好,后续部队从粪便中挑麦粒,洗净后又吞下去。
饥寒交迫下,每走一步,都可能是诀别。《西陲血路》记载老红军赵连成过草地时的情景:“天黑了,就在这棵大树下,平了一块地方,铺上些树叶子,准备睡觉。班长在黑暗中说:‘明天我起来做饭,路难走,你多休息一会吧’。雨停后,天快亮了,我悄悄地爬起来,想给班长煮点牛皮汤喝。汤煮好后,盛在碗里,我端着去喊他。一连几声,他都没有答应。我心跳加快,掀开被单一看,他眼睁得大大的,全身僵硬了……”
《七根火柴》《金色的鱼钩》《马背上的小红军》《一袋干粮》这些小学课本上的经典著作,都是当事人反映红军真诚互助的故事,读来至今让人感佩不已。没有那样一种真实的大环境,作家就算妙笔生花,又怎么能创作出这些优秀作品呢?
陈云在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中写道:“红军军官之日常生活,真是与士兵同甘苦。不知者不知谁为军长,谁为师长。在红军行军发生困难时,员避让非党分子之红军先吃先宿,作战时党员则冲锋在前,退却在后……党员干部时时刻刻以身作则,团结、吸引和感染着广大红军官兵,广大红军从他们身上认识到党的伟大,看到了革命的希望。”
在史沫特莱的记述中,有一位战士回忆没有吃的窘境时说:“过了大草地,什么吃的也没有,结果把一个村子的老鼠都吃光了,真有点对不起猫狗。”无论环境艰苦,始终保持乐观精神和幽默情趣,是革命军人永远充满干劲战胜困难的法宝。
开国上将王平回忆,大部队过了草地之后,彭德怀说,还有队伍没跟上来,让他回去找。他带着一个营走到班佑河边,远远看见几百个小战士背靠背地睡着了。他勃然大怒,大喊,无应答。上前推他们,推一个,倒一个。这700多个小战士就这样在睡梦中死去了。
几十年后,很少流泪的老将军讲到这里,禁不住老泪纵横:“你知道那天有多安静吗?鸟都不飞,鸟都不叫。我把他们一个个放平。他们还都是一群孩子啊!”
右路军将士以藐视一切的革命精神,历尽六天六夜艰辛急行,终于在8月27日走出草地,到达班佑、巴西地区。在甘南哈达铺得知陕北红军的消息后,队伍立即向陕北进发。
《七律•长征》:“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”。夸自己的队伍。《念奴娇•昆仑》:“横空出世,莽昆仑,阅尽人间春色。”赞美北进路线正确。《清平乐•六盘山》:“不到长城非好汉,屈指行程二万!”这是说张国焘。三个月后的东征途中,他又豪迈写下《沁园春•雪》,“数风流人物,还看今朝”。
感叹地说:“十二个月光阴中间,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,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,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,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,长驱二万余里……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?没有,从来没有的。”
贺子珍的小弟贺敏仁,十二三岁便跟着哥哥姐姐上了井冈山,当司号兵。因为是的小舅子,年龄小又长得机灵,大家都爱跟他开玩笑,称他是“红军小舅子”。
正由于姐姐与这层关系,贺敏仁平时便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不良习惯。部队北上经过一座庙时,发现逃跑时遗丢了一些银元和铜板。战士们看见了没人敢动,贺敏仁不管这些,拣起些银元和铜板跑了出来,想以后能用来买些吃的。此事很快便捅到团部,罪名是擅自闯进庙里抢老百姓的钱财。有人告发说,他窃取了一千多块大洋。
团部将这一起严重违纪事件报告师部,师部下令将贺敏仁绑了看押起来。贺敏仁不服,说这完全是有人诬告,自己只拿了百十块铜板和银元,而不是一千多块。是啊,一个16 岁的娃子怎么能拿走一千多块银元呢?他背也背不动啊!有人说,拿一百块和拿一千块性质同样恶劣,一定得执行铁的纪律,不论是谁,都应严惩不贷。团里考虑到贺子珍与的关系,建议师部给发个电报,听听的意见再作处置。
与此同时,贺敏仁也恳求一位老乡想办法转告姐姐,希望救小弟一命。师部给发电报,尽管一拖再拖,但还是终于发出去了。并没有接到电报,是中央其他领导处理的,调查核实,缓期执行。当师部接到中央的电报时,贺敏仁已被处决了……
弟弟临死前声嘶力竭的屈喊,贺子珍没听到。红军铁的纪律她是知道的:这支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。红军之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拥护,主要是因为它纪律严明,对人民秋毫无犯。有一位营长摘了农民一筐南瓜,忘了付钱。当被同伴们检举出来后,这位营长除向农户付钱赔情外,又被革职审查,开除党籍。一天夜里,营长用腰带将自己勒死了……在铁的纪律面前,王子犯法,与庶民同罪。
红军长征横跨14省,能够在语言不通、关系不明的情况下,顺利通过各个少数民族聚集区,就在于执行了铁一般的纪律,赢得了认可,赢得了人心。
1935年11月19日,贺龙、任弼时、萧克率领二、六军团1.7万人从桑植突围,真正开始长征。这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中最晚出发的一支。
二、六军团往贵州西部方向转移,大致沿着红一方面军一年前的道路前进。没有路线干扰的二、六军团,长征路线非常灵活,走得也非常顺。也像红一方面军一样,佯攻贵阳,虚晃一枪直取乌江,边走边扩大。基本没有损失。
展翅高飞的红战千里,假打昆明,吸引敌人回撤,继续走上相同的道路。只是,他们的位置更偏西。翻越金沙江,溯丽江而上,翻越5000米海拔的哈巴雪山,穿越美丽如画的中甸香格里拉和稻城,在丛山中跋涉,最后到达甘孜。
金沙江畔,火把闪闪,排成长龙。原装甲兵司令员黄新廷将军在《红旗直指金沙江》的回忆录中写道:“望着战士们矫健的步伐和他们手里高举的火炬,我的心里感到一阵激动……从洪湖苏区起,就能攻善战,享有盛誉……即使处在逆境,部队依然士气高昂。虽然老区来的不少战士已长眠地下,但又有不少热血青年加入到这支队伍中来,并从始至终保持着优良的战斗作风。”他自豪地说:“有这样好的部队,还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呢?”
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,二、六军团及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,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。红四方面军在前,红二方面军在后。
还是那一块大草地。红一方面军先过,然后是红四方面军。红四方面军历经磨难,从北上到南下,再北上,先后三次经过草地,生存经验也最丰富。
成仿吾回忆说:“朱总司令最善于找野菜,他先组织一个‘野菜调查小组’,亲自带领着小组到山上或原野,找出一些认识的、可以吃的野菜,挖出带回来,分类洗干净煮着吃。然后他又动员大家去找,把大家吃过的野菜都挖来,这样经过大家的努力,最后竟找到了几十种可吃的野菜,解决了不小的问题。”
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说,用七天时间穿越草地后,第一感觉是“从死亡世界到了人间”。
从甘孜出发时,虽经多方努力,但只筹集到七八天的粮食。原计划10天后即可到达阿坝,由于沿途得不到粮食补充,官兵饿着肚子行军,极度虚弱,足足走了20多天才到达阿坝。有的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,有的人坐下去就再也没能起来。有的人睡在野草荒滩上,第二天别人来呼唤启程时,见他已经牺牲了。
萧克回忆:“草地人烟稀少,即使有些村落,也没多少粮食。当地群众以畜牧业为生,反动土司常常把牛羊牵走。四方面军走在前面,对后面虽有照顾,但他们自己也很困难。我们虽然努力准备粮食,常常不能完成计划。部队因缺粮疲劳,体力下降……大家用野菜代粮,许多人牺牲在草地。”
杀一头牦牛,不但要把肉分给部队,连骨头也要砸碎熬汤喝,牛皮也要分了吃。牛吃光了,就杀马。牛马吃光了,就吃皮鞋,包括挎包、皮带、枪带,凡是能吃的都拿来吃。饿得实在不行,就挖野菜。贺龙要求组织员、共青团员和干部成立野菜检验组。他们没任何化验仪器,只能冒着生命危险,去尝各种野菜,从中选出能吃的品种通报全军,有些官兵因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
贺龙多次向部队下达命令: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,都决不能丢掉一个伤病员,活着的只要有一口气的,都要抢救战友!为渡过难关,贺龙忍痛在草地上杀掉了跟随多年亲如战友的枣红马。
红二方面军的草地行军正值雨季,部队露宿草地,帐篷不够只好用床单撑着挡雨,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度过寒夜。在一次风雪交加的行军中,仅红六师就牺牲了174人。清楚自己不行了,为了不拖累大家,伤病员把草盖在脸上,不让收容队发现……
到达延安后,专门接见了红二方面军将领,给予高度评价:“你们出发时是一万多人,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,没有蚀本,是个了不起的奇迹,是一个大经验,要总结,要大家学。”
装备精良的军队永远不明白,他们为何永远也无法剿灭衣衫褴褛的一群“匪”。因为他们并不是一群匪,而是矗立在人世间的一种信念。肉体可以消灭,但精神与天地同在。